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决定在西安临潼率部发起“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而后，在我党中央和周总理等人的不懈努力、积极斡旋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与我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

然而，蒋介石并不是诚心想和我党联合抵御外辱，他接受联合抗日主张，并非是真心的，说白了就是缓兵之计，他的内心从来都没有打消过想消灭我党及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念头。

在蒋介石的心中，他根本不关心日寇在华夏大地烧杀抢掠，也不关心中国民众是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只关心自己手中的权力。

为一己私欲，蒋介石放任日寇祸乱华夏而不顾，将原本应该用在抵抗外辱的武器指向同胞。

1940年，就在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日寇时，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私利，在日寇侵略我中华土地、肆意屠杀我中华百姓之时，罔顾民族大义，谋划起了亲者痛，仇者快之恶事。

这一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将“反共”重心由华北转到华中，

将目光投向了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新四军。

这里，我们先简单来介绍下“新四军”。

“西安事变”后，根据我党与国民党签订的联合抗日的协议，

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八省境内15块游击区（广东省琼崖地区除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赴华中抗日前线。

新四军的编制不同于一般的军级单位以师或旅为下辖单位，而是以“支队”为下辖单位。

与八路军改编较为顺利不同的是，新四军的改编颇为坎坷。

由于新四军所在的南方地区，是蒋介石的大本营，蒋介石也害怕如果新四军一旦发展壮大并与八路军合兵一处，他的地位就会受到严重的挑战，所以在新四军改编过程中，蒋介石一直想法设法希望能削弱新四军，甚至是将新四军直接扼杀在摇篮之中。

面对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我党为了抗日大局着想，多次选择主动让步，蒋介石不愿给我们师旅的编制，我们同意纵队支队的编制；

蒋介石不愿给我们两个纵队六个支队的编制，我们同意四个支队八个团的编制；

蒋介石不愿让新四军隶属八路军，我们同意新四军隶属第三战区直辖。

最终，在我党多次让步之下，新四军的编制得以确定，

下辖第1、第2、第3、第4游击支队，每个支队下辖2个团，分别是第1到8团。

第1支队由湘鄂赣边、湘赣边、赣粤边、皖浙赣边、湘南等地红军和游击队编成，辖第1、第2团；

第2支队由闽西、闽赣边、闽粤边及浙南等地红军和游击队编成，辖第3、第4团；

第3支队由闽北、闽东红军和游击队编成，辖第5、第6团；

第4支队由红28军和鄂豫边游击队编成，辖第7、第8团。

值得一提的是，新四军8个团都有着一个特别代号，8个团的代号合起来就是一句革命口号。

第1团代号“保”，第2团代号“持”，第3团代号“发”，第4团代号“扬”，第5团代号“优”，第6团代号“良”，第7团代号“传”，第8团代号“统”，合起来就是“保持发扬优良传统”。

言归正传，我们回头再说蒋介石是如何对付新四军这支由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

为对付新四军，蒋介石命令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全部开往长江以南指定的狭小地区，企图割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便于将八路军和新四军各个击破。

蒋介石的阴谋，我党早有察觉，1940年9月初时，党中央就从秘密渠道获悉国民党已向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发出了“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命令。

蒋介石的险恶用心，我党那是心知肚明，也绝对不可能让其得逞。

为了应对国民党反动派接下来可能进行得“扫荡”，我党迅速做出了应对之策。

9月6日，党中央电示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准备自卫行动，提出：“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12字方针，并嘱咐皖南须着重防备，不能有半点马虎。

但是，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发生冲突，防止抗日力量受损，我党主动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具体做法是：

江北（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地区）部队仍驻扎原地，皖南（安徽省长江以南地区）部队则答应北移。

然而，我党的主动让步，并没有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幡然醒悟，诚心与我党团结抗日，反而是得寸进尺，不顾抗日大局，将枪口对准自己同胞，同室操戈。

10月4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悍然向我新四军苏北部队驻地黄桥发起进攻，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被迫发起反击。

此战历时7天，我军全歼韩德勤部主力，共歼韩德勤部1.1万余人，俘敌3800余名。

黄桥一战的教训并没有让蒋介石认识到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反而是让他认为新四军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他的地位，让他更加“坚定”地认为应该尽早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

强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在1月内开到黄河以北地区，意欲陷八路军、新四军于绝境。

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国民党反动派的用心极其险恶，甚至可以说是丧心病狂。

蒋介石企图将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全部驱逐到黄河以北地区，同侵略中国土地的日寇配合夹击消灭八路军、新四军。

日寇可是侵略中国土地的敌人，蒋介石居然想着跟日寇配合夹击消灭抗日的部队，这等丧心病狂，实在让人憎恨。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秘密调兵遣将，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调集兵力，准备向新四军发起进攻。

面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咄咄逼人，我党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为抗日大局着想，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下对国民党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11月9日，党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复电何应钦、白崇禧，

据实驳斥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的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为顾全抗日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宣称这是正常的调防，八路军、新四军必须执行军令，不得违抗，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应迅速调赴黄河以北。

次日，蒋介石要求：

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必须在12月31日前开赴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在1941年1月30日前开赴黄河以北。

12月10日，蒋介石再次秘密下达“围剿”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计划，

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等部共7个师8万余人，

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采取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战略部署，​寻​​机​“围剿”我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驻皖南部队。

蒋介石秘密调兵的举动，我党早有察觉，为避免不必要损失，党中央早早提醒新四军：

“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军部应乘此时迅速渡江，以皖东（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的安徽东部（含江苏一部）地区）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

12月27日，叶挺、项英等新四军首长经商议：

决定将江南新四军全部北撤，先南下过茂林，然后东经榔桥、宁国附近，再向北到苏南溧阳一带，待机过江进入皖东地区。

1月4日，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教导团、特务团和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各两个团，共9000余人，由泾县的云岭出发，南下茂林。

6日黄昏，待部队集中完毕后，新四军各部按照预定计划向星潭、榔桥方向前进。

与此同时，也就是在6日这一天，得知新四军开始北移的蒋介石，急令第3、第5战区“采取行动”，向新四军发起突然进攻。

6日夜，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至泾县茂林以东山区时，遭到了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多人的层层堵截和进攻，

新四军前卫部队与前来“围剿”新四军的国民党军先头部队首先遭遇并交火，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

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新四军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被迫奋起反击，浴血奋战8昼夜，最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人外突出重围，大部壮烈牺牲。

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反动派谈判时遭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在泾县茂林蜜蜂洞隐蔽时不幸被叛徒杀害。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北移部队绝大部分将士都是拥有着坚定革命信念的革命英雄。

为了中国，为了革命，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他们无所畏惧，可以付出自己的全部。

在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进攻下，他们勇而无畏，死战不退，坚守8昼夜，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伤亡，直至最后一刻，他们也从未想过要投降。

为了革命，为了中国，他们无所畏惧，他们可以直面死亡，他们可以坦然面对生死。

就是这么一支让人敬佩的新四军北移部队却也有着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在生死存亡面前，与那些悍不畏死的革命英雄相比，贪生怕死的他们选择了背叛革命，当了一个可耻的叛徒。

其中赵凌波、赵希仲、刘厚总这三个新四军团级干部就因贪生怕死，当了一个可耻的叛徒。

那么这三个可耻的叛徒，他们最终的结局是如何的呢？

赵凌波——被新四军击毙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北​撤时，赵凌波任第一纵队（江南新四军​北​撤，将部队编为三个纵队）副司令员，“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因抵不住敌人的权力、金钱诱惑，选择叛变革命。

叛变后，赵凌波当上国民党皖南绥靖指挥部的副专员，甘心做起了反动派的走狗，为升官发财不遗余力地对付昔日战友，在繁昌游击队活动边缘地区从事策划针对我军的“清剿”活动。

因为赵凌波曾是新四军的中层干部，知道新四军在皖南地区的很多事情，所以他的存在，对在皖南活动的新四军和游击队有着很大的威胁，事实上也的确对我军造成不小的破坏。

当得知赵凌波叛变的消息后，为及时消除赵凌波这个隐患，避免我军遭受到更大的破坏，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傅秋涛当即命令侦察参谋李务本率侦查员，化装成便衣，设法活捉赵凌波。

然而，赵凌波的反侦察意识很强，他十分清楚新四军的手段，因此最开始我军针对他的抓捕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

正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无论赵凌波如何狡猾，也不论时间过去多久，我党是绝不会让踩着战友的血坐上高位的叛徒逍遥法外的，他最终逃不过一个罪有应得的下场。

1942年5月，赵凌波​化装​潜入安徽繁昌湖阳冲的新四军五十七团驻地，

妄图以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历经磨难从国民党反动派监狱中逃出来的新四军干部身份，混入新四军驻地，刺探我军军事情况。

潜入前，赵凌波那是信心百倍，心想着自己又能再立一功升官发财不在话下，此前他就用这招屡次探得皖南地区新四军和游击队的重要军事情报，给我军造成了极大破坏。

然而，这次赵凌波注定是要失算啦！他的报应要到了。

赵凌波潜入我军驻地后，还没等侦查到什么有用的军事情报，他就被此前恰好见过他的五十七团二连指导员董南才认了出来。

认出赵凌波这个叛徒后，董南才当即命人将其抓捕，并火速送往驻扎在安徽无为县东乡白州的五十七团团部。

团部得知赵凌波这个叛徒终于被抓获后，立即向七师师部汇报此事。

七师师长傅秋涛获悉后很是高兴，连忙说好！好！终于抓到赵凌波这个叛徒，然而当即命令五十七团将其押来师部，准备押解其去苏北军部受审。

五十七团接到命令后，李务本就带着侦察班押送赵凌波前往七师师部。

不料，行至安徽无为县石涧埠附近时，赵凌波趁着侦察班在原地休息时，突然一跃而起，快速朝着国民党军黄洛河据点方向跑去，当侦察班反应过来时，赵凌波已经跑出了一段距离。

见赵凌波逃跑，李务本赶紧带着战士追过去，一边追，一边大喊：“不要跑！”见侦察班追来，赵凌波边跑边喊：“李务本，我和你今日无仇，往日无怨，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

李务本岂会放过叛徒一条生路，当即大声怒斥：“赵凌波，你这个叛徒，你要是再跑，我就开枪啦！”

赵凌波见李务本没有答应要放过自己且还想要枪打他，他更害怕了，非但没有停下逃跑的脚步，反而是跑得越来越快。

见此，李务本不再犹豫，当即开枪射击，赵凌波被当场击毙，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赵希仲——投黄河自尽

新四军军部北移时，赵希仲任第一纵队参谋长，“皖南事变”突围时，被国民党军108师俘虏。

被俘后，赵希仲忍受不受敌人的拷打和荣华富贵的诱惑，选择叛变。

赵希仲向国民党反动派供出了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很多机密，包括人数、武器装备等，以及新四军许多领导的信息，包括姓名、籍贯和特征等。

叛变后，赵希仲被任命为上饶集中营中校军事教官，主要负责从事对被俘人员的劝降工作。

身为叛徒，从事对昔日同志和战友的劝降工作自然不会有好果子吃，每当他去劝降狱中的革命志士时，迎接他的只有革命志士的唾骂。

1942年5月，日军逼近上饶，已改称“战时青年训导东南分团”的上饶集中营向闽北转移。

或许是因良心未泯，又或是纯粹贪生怕死，1942年6月的一个深夜，赵希仲趁着夜深人静之时，独自一人偷偷离开了队伍，放弃了曾经让自己背叛革命的高官厚禄，逃到了浙江金华。

此时，浙江金华已被日寇攻占。赵希仲刚刚逃到金华就被日寇抓做劳工，先后被迫在日本通讯队、日军义乌工作班服苦役，半年后才被释放。

1943年2月，赵希仲辗转来到义乌，想在这里做个街头叫卖的小买卖，然后就这样隐姓埋名了此残生。

谁料，赵希仲刚到义乌没多久，又被日军抓进监狱，这一关就关到了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被释放的赵希仲回到老家，后因听到国民党要抓自己，又辗转逃到甘肃。

新中国成立后，赵希仲又回到了老家。

或许是心存侥幸的关系，1950年，赵希仲隐瞒了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再次参加革命。

1956年，赵希仲曾经犯下的罪行被我党查出，我党​念及​虽有叛党一事但并未做出什么恶贯满盈之事，秉持着仁义之心，遂只是撤销他的职务，让其接受劳动改造。

1968年8月，因为种种原因，赵希仲害怕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会被清算，整日惶惶不可终日，最终精神崩溃，投黄河自尽。

刘厚总——被陈毅下令枪毙

新四军军部北移时，刘厚总任军部副官处第三科副官，分管军部木工班和饲养班。

刘厚总在三个叛徒中对新四军造成的伤害最大，可以说是罪恶滔天，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我党两位杰出且立下不朽革命功勋的高级指挥员——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他们就是被想要叛变投敌的刘厚总杀害的。

1941年3月12日，项英、周子昆一行人突出重围后经近2个月的转移和隐蔽，来到了安徽泾县赤坑山上的蜜蜂洞进行暂时休整。

因为蜜蜂洞洞内空间比较小，不能完全容纳项英一行人，加之因为还未彻底离开国民党反动派的控制范围，还需时刻保持着万分的警惕，所以经过商议，项英、周子昆、警卫员黄诚和刘厚总四人住在蜜蜂洞内，警卫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则住在半山腰的草棚里。

任谁都想不到，项英一行人中会出现一个叛徒，也正是这个叛徒，致使项英、周子昆遇害，这个人就是刘厚总。

次日凌晨，一心想要叛变投敌的刘厚总残忍枪杀了项英、周子昆，取走了他们身上的武器和随身携带的财物，然后慌乱跑下山去向国民党邀功。

然而，刘厚总犯下的滔天罪行并没有让他在国民党那里换来一个高官厚禄。

当他兴冲冲地跑到安徽太平县隔河里找到保长，要求其向上级汇报，保长压根就不信他，搜走他身上的财物后就将他赶了出去。

被赶出来的刘厚总骂骂咧咧地转头又找到驻扎在茂林镇的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队大队担架连，要求担架连连长向他的上级汇报，可这个连长也压根就不信他。

刘厚总见没人相信自己，便想着冒充着国民党特务直接让人将自己送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直接向第三战区最高长官邀功请赏，结果这招还是不行，被人轻而易举识破。

身份被识破后，刘厚总被押解到了旌德县。

旌德县县长亲自审问他后，便半信半疑之下跟着他来到了项英、周子昆遇害的蜜蜂洞。

此时项英、周子昆的遗体早已被我军转移，因此旌德县县长一行人自然是毫无收获。

返程途中，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得知刘厚总这个叛徒正带着国民党来蜜蜂洞寻找项英、周子昆的遗体，便打算在其必经之路设下埋伏，将其击毙。

可惜的是被刘厚总这个叛徒提前察觉，让他逃了。

几经周折，一心想要靠着叛变投敌在国民党谋得一官半职的刘厚总还是没能实行他这个无耻的幻想。1943年，刘厚总被辗转关押到重庆渣滓洞，一关就是5年，直至1948年才被释放。

1948年，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场上将国民党反动派打得节节败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败亡已成定局，我党解放全国指日可待。

此时，被释放的刘厚总开始变得惶惶不可终日，生怕哪天就被我党抓获。

为了躲避我党的抓捕，刘厚总过起了东躲西藏的生活，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刘厚总终将为自己的恶行付出应有的代价。

1952年7月28日，刘厚总在江西新余县被曾经在周子昆身边担任过警卫员的新余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认出并抓获。

陈毅获悉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刘厚总落网后，当天就给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江西公安政法部门应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恶滔天的叛徒。

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枪毙，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叛徒自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赵凌波、赵希仲、刘厚总三人最终是得了应有的下场，一个被击毙，一个自尽，一个被枪毙，都得到了罪有应得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