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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推理也是一种习惯
就我个人感受来说，这些年中国推理作品的发展势头很不错，创作队伍在显著扩大，读者群、观众群也在迅速发育。像“唐人街探案”系列，就颇受人关注，节奏快、信息量大，出手水准比较高。主创者还加入了轻松幽默的元素，不管你是否喜欢，它算是一条创新的路子。
推理是一个迷人的文艺领域，推理小说不只有侦探破案一个模式，好的推理小说直指人性，表达真善美，而不是简单的案件侦破。在全世界范围内，推理小说有着庞大的关注人群，受众很广，在生活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推理爱好者。
爱推理实际也是一种习惯，而习惯可以培养。喜欢推理作品的人，会有些共性，比如相对喜欢动脑筋一点，喜欢跟随作者和主人公去观察和发现真相，逻辑思维会比较严密。每一次解谜，都是一次充满未知的奇妙之旅，喜欢看推理小说的读者会变得善于共情，在待人接物上可能会选择更合适的方式处理问题。他们心态偏积极，愿意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价值观往往也比较正。
以往我们提及推理小说作家，脑海里涌现的往往是爱伦坡、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东野圭吾等等。现在我们知道，中国也有不少好的推理作家，并且未来会涌现更多。艺术自有客观规律，很多事情的关键是把土壤培育好，“静待花开”。
（刘功虎）
推理侦破是深受大众喜欢的题材，近年来中国原创的推理作品方兴未艾。到什么时候，中国能出现阿加莎·克里斯蒂和东野圭吾这种级别的推理作家，能创作出福尔摩斯这种级别的中国神探？
就这些问题，读+上周专访了国内知名的推理文艺评论家张璇，她的两本新作《推理下午茶：Z总监欧美推理文学影视评论集》和《推理的盛宴：Z总监亚洲推理文学影视评论集》刚刚出版，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欧美日本的推理文学影视源流发展。
《推理下午茶：Z总监欧美推理文学影视评论集》
《推理的盛宴：Z总监亚洲推理文学影视评论集》张璇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Z总监分析福尔摩斯与“中国神探”之异同
“Z总监”是张璇的笔名，Z是她的姓，“总监”来源于她玩过的推理游戏，她在游戏中扮演“警视总监”。
张璇在推理文学影视研究上下了很大功夫。日本经典刑侦剧《向太阳怒吼》前前后后拍了700多集，她找来不同阶段的代表作，看了200多集；日本著名作家松本清张的中篇小说《买地方报纸的女人》，因为太过经典，先后被十多次改编成影视，她找来其中3部看了，有一部没有中文字幕，她还请人代为翻译了字幕。
张璇在推理文艺评论界的代表作，就是《龙与狮——浅析霍桑与福尔摩斯的异同与原因》，这是一篇新意迭出之作。她在文章中写道——
侦探小说起源于欧美，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虽然中国古代有“包公案”“狄公案”等破案题材的公案小说，但是和西方现代侦探小说相比，中国古代公案小说的立意重伦理轻法律，案件描写重结果轻过程，调查案件和取证重主观臆断轻科学推理，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侦探小说。
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随着时局的变化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侦探小说才逐渐进入中国。在这种几乎从零开始的情况下，以程小青为代表的晚清及民国时期的一批作家，翻译并学习国外优秀侦探文学作品，结合中国国情原创大量侦探小说，创办一系列侦探文学杂志，共同掀起了中国侦探小说的第一次热潮。
特别是程小青，他主持翻译了柯南·道尔、埃勒里·奎因、阿加莎·克里斯蒂等许多欧美优秀侦探小说家的作品；他创作的《霍桑探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度风靡全国，其中主人公霍桑被誉为“东方福尔摩斯”。
霍桑有很多福尔摩斯的影子，他们同样通过严谨的推理能力屡破奇案；他们不畏权贵，同情平民大众；他们追求正义但不拘泥于法律；他们既对生物、化学等自然科学和犯罪心理学、法学均有一定研究，又对音乐、美术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
甚至就连他们身边的一些角色的设定都极为相似：福尔摩斯有搭档华生，霍桑有助手包朗；福尔摩斯经常和苏格兰场的雷斯垂德等警官合作，与霍桑一起办案的则是上海警局的汪银林等警官。
然而，仔细比较福尔摩斯与霍桑，也会发现他们很多不同的地方。
虽然两名侦探都有着极强的推理能力，但是福尔摩斯自负而清高冷傲，就连华生也会偶尔抱怨他的自命不凡和藐视旁人；而霍桑则是谦逊而平易近人，他总是在强调人不是万能的，自己的智慧也有一定限度，包朗也对他的平和与虚心很感慨。
在与警方的关系上，福尔摩斯非常鄙视苏格兰场警官们的无能和鲁莽；霍桑对于经常合作的警官，则是肯定大于批评。如果说在福尔摩斯身上体现了英国人彬彬有礼但孤傲难以接近的性格特质，在霍桑身上则看到了中国人谦逊平和的人生态度。
出身于英国准贵族家庭，崇尚绅士风度和骑士精神的福尔摩斯，其生活主调终归和下层民众有着一定距离，对于下层民众的苦难，他虽然充满同情，有时也会给予一定的帮助，但很难感同身受。
霍桑则是普通的农家子弟，在他身上，既渗透着祖传的“仁”与“礼”的儒者风范，更有着自身独特的侠客精神。他曾坦言自己的服务对象是“无权无勇含冤受屈的大众”。
对于行为不端的贵族或为了谋取利益不择手段的不义之徒，福尔摩斯虽然不齿于他们的行为，但也无法做出坚决彻底的反击行动。霍桑却敢于直白地对所谓上流人的荒淫无耻表达鄙视和不满，认为他们将“一切都商品化了”，简直是“醉生梦死”。对于为富不仁却无法受到法律制裁的恶徒，霍桑总是能用自己的方式给予他们惩戒，颇有中国古代侠客“劫富济贫”的风范。
福尔摩斯和霍桑都是满怀爱国热忱的志士，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却大不一样。从福尔摩斯的言谈中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他对祖国的信心，他将查案途中见到的学校比喻成灯塔，认为“将来英国在他们这一代将更加明智富强”；霍桑更多表现出的是对家国的忧患意识，小说中经常能看到他对当下祖国的境况，发出“外欺频仍、内讧不绝、荒灾连年、民不聊生”的感慨。
时势创造英雄，环境成就侦探，程小青笔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探霍桑在给读者带来惊险神秘的探案故事的同时，也在字里行间中表现出国家民族的个性与时代的变迁，可以让后人对小说所描绘的时代背景有更多更深入的了解。
【访谈】
中国读者看重侦探作品的故事性和社会内涵
读+：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追捕》《人证》，到现在的东野圭吾，日本推理作品一直受到中国观众和读者欢迎，这是否表明，中国人其实很喜欢推理？
张璇：《追捕》《人证》都属于“社会派”推理，旨在揭露社会阴暗面和讲述刑警等法制工作者的破案生活。他们大受欢迎，有改革开放之初的特定时代因素，中国观众对这种题材感到新鲜，对其中的社会主题比较认同。
东野圭吾开始是写“本格派”推理的，但是那种“智力对决”的模式，只在推理的小圈子里被重视，可以拿到一些奖；当他意识到市场和读者更欢迎“社会派”推理的时候，他就改弦更张。《嫌疑人X的献身》算是“本格派”和“社会派”的融合，之后的几部长篇小说，比如《白夜行》等等，都是“社会派”的；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比如“神探伽利略”系列，倒还是属于“本格派”，以破解谜题诡计的智力游戏为主要故事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社会派”就已经超越了“本格派”成为日本推理文学的主流；在推理文学的发源之地欧美，与“本格派”对应的古典推理作品从二战后就在日渐衰落，从纯粹侦探推理的“古典派”，衍生出了体现侦探个人魅力和人生际遇的“冷硬派”，取材于真实罪案的“罪案派”和偏重于展示鉴证破案手法的“技术派”，展现警察、检察官、律师在工作中办案手法的“职业派”等。可以说，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
中国作者和读者、观众尤其看重这类作品存在的社会背景、反映的社会现实、具有的社会意义，不太喜欢纯逻辑性、分析性的作品，而是更偏好于情感深刻、故事性强的作品。例如民国侦探小说家、“中国侦探小说之父”程小青认为侦探小说是“化装的通俗科学教科书”；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翻译出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序言里也说“福尔摩斯的探案经验和侦查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公安、司法工作，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侦探推理文学与刑侦文学、悬疑作品主要有两个区别。
第一，悬疑、刑侦文学核心在故事性，追求的是惊心动魄，紧张刺激的故事情节；推理文学的核心是逻辑性，追求的是一种智力对决的头脑风暴。
第二，悬疑、刑侦文学更偏重于现实性，取材一般来自于真实司法机关人员的破案过程和一些社会新闻；侦探推理文学更偏重于艺术性，其中的故事和作案手法大多数是虚构的，甚至是“理论上可行但是现实生活中很难做到”，例如一些涉及理工科的高科技作案手法，或者为了杀一个人专门建一栋楼等，再比如《名侦探柯南》里让主角服用药丸变成幼儿状态等等。
虽然侦探推理文学和刑侦、悬疑文学区别明显，但它们也有融合的地方。可以说，现在欧美的侦探推理文学已经发展到和刑侦文学、悬疑文学相结合的“广义推理”；日本和欧美的侦探推理文学无论如何发展，都“万变不离其宗”，不会放弃它的内核“逻辑推理”和破案。
中国大众喜爱的“神探”会更加儒雅随和
读+：中国本土原创的侦探小说或者法制文学，看来不如欧美日本发达，原因何在？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产生“中国神探福尔摩斯”？
张璇：原因很多。
从作者方面来讲。日本和欧美有相当一部分推理小说作家是理科专业出身，柯南·道尔是医生，阿加莎·克里斯蒂当过护士，东野圭吾大学是电气工程专业的，有很好的专业知识背景，同时文笔好。日本推理小说体现出来的细腻、感性和对人物塑造、故事冲突精益求精、极致的刻画是很多中国小说不具备的，所以深深吸引了中国读者。
中国侦探推理作家大部分是公安或者文科出身，学法律、中文和历史的比较多，知识面可能狭窄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理科专业出身的推理小说作家，他们对推理很有热情，但是作品存在一定的文笔和故事情节性问题，更适合作“密室脱逃”“剧本杀”等推理游戏，而不是文学小说。我看过很多“剧本杀”的剧本，常常委婉地评价说，诡计很好，点子很好，但要是写成小说，可能只有我们这些专业读者来看。
从产业方面来讲。在欧美和日本，有成熟的侦探推理文学评论体系，有不同类别的侦探推理文学理论书籍，例如研究福尔摩斯创作和侦探原型的“福尔摩斯学”、研究侦探推理小说各种诡计的“密室讲义”等等。小说作者有比较充足的物质保障，不仅有各种推理文学奖项，例如日本的“江户川乱步奖”、英国的“金匕首奖”等，而且推理作家通过小说获取报酬也非常丰厚（包括但不限于稿酬、版税、影视改编费、宣传广告费等）；对于推理影视编剧给予了较高的地位，如果是推理小说改编成影视，会非常尊重小说作者，小说作者经常会参与到编剧改编的团队中；如果是原创推理影视，日本刑侦剧和美国罪案剧的制作都是“编剧中心制”，编剧对剧本内容，甚至是主要演员的选择和去留都拥有较大的决定权。
反观国内，推理文学奖项少，且因为资金、评委人力等原因很难长期维持，推理作家稿酬偏低，除个别和出版社长期签约的作者外，大部分推理作者都是兼职创作。
推理文学影视以投资方为中心，小说改编成影视经常会出现“魔改”；原创推理影视的编剧常常“隐形”，人们会知道制作人、导演、主要演员，作为“一剧之本”的编剧却时常消失在大众视线中，编剧不仅工资低、有时连署名权都得不到保障，甚至有些影视创作团队编剧的工作外包给了所谓的“职业写手”。
小说作者和影视编剧的地位和权利得不到保障，成熟的推理文化产业链就缺少最关键的一环，无法形成。需要对推理小说作者和影视编剧物质和创作话语权给予充分保障，才能形成成熟的推理文化产业链，才有可能产生阿加莎·克里斯蒂和东野圭吾这样“大神级”的推理作家。
至于能被中国大众接受的“中国神探福尔摩斯”，必须要与中国大众的喜爱相结合。欧美人欣赏的神探，是像福尔摩斯那样智慧、重视科学、尊重法制而倨傲不逊的，中国人欣赏的神探，我认为是更加儒雅随和，但有突破局限的勇气和“侠义精神”的“侠探”，例如“包公案”系列里的展昭，以及“神探狄仁杰”里的狄仁杰。
中国原创推理可以从历史中获得养分
读+：如何评价近年来中国推理文学和影视方面推理的势头？
张璇：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由于专题网站、论坛、豆瓣、博客、贴吧等为国内喜爱推理且有志于从事推理文学创作的人们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让中国推理界开展了一场“原创推理复兴”。
二十多年过去了，悬疑文学杂志和网络论坛开始逐渐衰退，出现过的中短篇推理小说评选奖也没能持续下去，相反是出版社出版的原创推理小说得到一定发展，出现了紫金陈、马伯庸、呼延云等一些比较有影响力，并且能够持续推出新作品的推理小说作家，并且他们的作品也被卖出了影视改编版权。
这种发展不利于中短篇推理小说的发展和推理小说创作新人队伍的扩大，但是有利于长篇推理小说的发展和中国推理文学专业化。
随着互联网视频兴起，电视台不再是推理剧唯一播放平台，更多的推理剧通过电视台和网络同步播放或者只在网络播放。自2013年根据作家周浩晖推理小说《死亡通知单》改编的网剧《暗黑者》播出，网络刑侦剧开始走进大众视野，此后几年，随着《法医秦明》《心理罪》《白夜追凶》《无证之罪》等一系列优秀网络剧的热播，网络推理剧蓬勃发展，爱奇艺、腾讯、优酷等视频网站甚至逐渐取代各大电视台，成为了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观众观看推理剧的主要渠道。
2020年，网络刑侦剧又有新发展，以爱奇艺的“迷雾剧场”和优酷的“悬疑剧场”为代表，视频网站探索通过多部刑侦类网剧构建类型剧场，打造出刑侦类网络剧场的品牌，然后再通过类型剧场品牌反过来推动类型网络剧场，形成相对稳定的生产和传播模式，即所谓“剧带剧场，剧场带剧”的模式。例如，“迷雾剧场”从2020年6月至2022年1月，持续推出了《十日游戏》《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谁是凶手》《淘金》等十部网络刑侦剧，均受到不同年龄层观众喜爱，播放量居高不下。
大量市场资本的注入为网络刑侦剧的品质提供了非常有力的支持，也为网络刑侦剧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2019年，爱奇艺、腾讯、优酷三大视频网站出品的网络剧几乎占据了网络剧市场90%以上的份额。这对网络刑侦剧虽是长期发展的保障，但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网络刑侦剧的创新和突破。久而久之，容易让网络刑侦剧陷入模式雷同、类型单一的桎梏中，不利于其长期、可持续性发展。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网络刑侦剧发展已经初成规模的阶段，如何取得新的突破和创新，需要影视创作者更多的思考，包括对国外成熟经验的借鉴。
有一点是我特别想对国内推理小说创作者说的，就是不要写得过于“暗黑”。很多作者一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的时候，都容易写得“暗黑”，虽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不利于中国推理事业发展；事实上，我注意到，一些作家，在进入稳定的创作阶段以后，都有意识地调整了早期偏暗黑风格和口味，我认为这是走向成熟的体现。
读+：你对中国原创推理还有什么建议？
张璇：欧美日本都发展出了自己的原创推理特色，比如欧美的神探夏洛克系列、CSI犯罪现场调查系列、犯罪心理系列，让大家可以学到很多知识。日本的“社会派”推理也很成功，很接地气。
中国原创推理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近年来中国推理文学界出现了“历史推理”，例如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等，冶文彪的《清明上河图密码》系列等。我认为“历史推理”是一个方向，5000多年的文明中有很多吸引人的地方，就连外国人也被这种历史魅力吸引。
前不久，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玉龙雪山》，就是美国法学博士写的康熙年间侦探小说，颇受国外好评；再早一点，日本作家陈舜臣写过《长安日记——贺望东探案集》，以唐代长安为背景；如果继续上溯，荷兰人高罗佩创造的“神探狄仁杰”更是经典。这些都说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可以为推理提供丰富的养分；中国原创推理可以把“历史推理”作为自己的特色。
（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编辑：张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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